168配资网站抗日支前、救护伤员、掩护难童：她们被称为子弟兵的母亲

“只见她梳着大纂儿，穿着破旧的棉袄，立在台上对大家娓娓而谈。”剧作家胡可第一次见到戎冠秀，是在1944年春节过后，晋察冀北岳区的第一次群英会上。当时，持续了三个月的一场艰苦的反“扫荡”斗争刚刚结束。为鼓舞斗志，表彰英模，会议开得很隆重，每个到会者都报告了自己的事迹。在这次大会上，戎冠秀被授予“北岳区拥军模范——子弟兵的母亲”光荣称号。

戎冠秀发言后，被授予“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”称号的邓仕均跑过来，紧紧握住她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大娘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就是您救的那个八路军啊！”戎冠秀看着他说：“不能吧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”邓仕均说：“是你，是你，就是你！大娘，我没有认错！我叫邓仕均，没有您的救护，我一定活不到今天！谢谢您……”

两位英雄间的血肉深情

1943年，邓仕均在一次战斗中左胳膊负伤，还打摆子（发疟疾）。敌人“扫荡”时，邓仕均打摆子的病犯了，掉了队，和医院失去了联系，被日本鬼子追赶。他跌跌撞撞地跑到下盘松村大坟沟的山梁上，正好被在山梁上放哨的戎冠秀发现。她半搀扶半背着邓仕均踉踉跄跄地走向半山腰的一个秘密山洞。那个山坡斜面呈60度，洞口距地面有近3米高，身染重病、浑身无力的邓仕均怎么也爬不上去。关键时刻，戎冠秀蹲下身子，让邓仕均踩在自己的肩上。邓仕均起初不肯，一再催促下，他才踩着戎冠秀的肩膀翻身进了山洞。

安顿好伤员，戎冠秀又出去给他找来吃的喝的以及治疟疾的中草药，经过几天的细心照料，伤势好转后，邓仕均便重返前线。当时，他们只知道是自己人，却并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。

戎冠秀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，自幼饱尝辛酸苦难。八路军的到来不仅给这个小山村带来生机，也改变了戎冠秀的人生命运。特别是那一年寒冬腊月，八路军送给她的黑豆，一下子拉近了戎冠秀与八路军的距离。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：

“八路军给了我家一瓢黑豆，我奶奶说没有这瓢黑豆，孩子没准就饿死了。”

此后，只要八路军有事相托，戎冠秀总是格外热情，忙前忙后。不久，凭着优异的工作成绩，她被推举为下盘松村的妇救会会长。刚一上任，她就立即组织全村准备军鞋、军粮等军需物资。晋察冀四分区后方供给部把周围十几个村做军鞋、军衣的任务交给戎冠秀安排。接到任务后，她整天奔走在各个村庄，查看各村的缝纫进度。戎冠秀收军鞋，要求特别严格：

“这鞋是给子弟兵穿的，子弟兵整天爬山越岭，鞋不结实，怎么跟鬼子打仗！”

在戎冠秀的带领下，下盘松村的军鞋做得又快又好，在根据地中十分出名。

“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”

1941年至1943年，日军对晋察冀边区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“扫荡”。在反“扫荡”的艰苦岁月里，戎冠秀带领全村妇女给战士们送水、送饭，转运伤员，冒着生命危险将伤势过重、已经昏迷的伤员接回家里。在她的精心救护下，很多身负重伤、生命垂危的八路军战士恢复了健康，重返前线。战士们都亲切地称她“戎妈妈”。

戎冠秀的孙女李秀玲说，奶奶总念叨：

“八路军把最后一口粮给了百姓，咱们就得把最后一粒米送到前线。”

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里，珍藏着一只直径18厘米的粗瓷大碗，这是戎冠秀在抗日战争时期护理伤病员时曾经使用过的。

1942年反“扫荡”时，下盘松村成了临时医院，伤员们一个接一个被抬进来，家里能吃的东西早就见底了。有个重伤员连续高烧7天，昏迷不醒，大夫说必须得吃点东西补补身子。戎冠秀把家里仅剩的半升小米全拿了出来，守在灶台前，小心翼翼地熬着米粥。“那几天，奶奶自己一口米都没吃，就着冰冷的井水啃冻萝卜。可当香喷喷的米粥熬好，伤员却哭着不肯喝：‘大娘，您自己都没吃的，我怎么咽得下去！’奶奶急得把碗怼到他嘴边，‘你多活一天，就能多杀十个鬼子！这粥你必须喝！’”李秀玲回忆。

黎明钟声

“这位好老人，好比一盏灯。战士给她火，火把灯点明。她又举起来，来照八路军……”

著名诗人田间三上下盘松采访“子弟兵的母亲”戎冠秀，激情创作了长诗《戎冠秀赞歌》，传遍晋察冀边区。

当年，随军记者江波到下盘松村采访，在戎冠秀家里住了十几天。每天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响亮的钟声就会把江波从梦中惊醒。原来，这钟声既是指挥群众转移的报警信号，又是集合游击队员整装迎敌的战斗号角，还是平时催促全村百姓下地生产的动员令。江波仿佛看到，正是戎冠秀这样的先进人物，带领群众前进。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，这位高举木棒的敲钟者，不正是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的化身吗？于是，江波举起相机，拍下了这个场景，后来这张照片成为解放区摄影作品的优秀代表作之一。

像戎冠秀这样，在抗战期间救治伤病员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。冒死救助八路军战士的“沂蒙红嫂”明德英、祖秀莲，安全掩护27位首长和烈士的孩子、被尊称为“沂蒙母亲”的王换于，以及多次掩护抗日战士的劳动英雄刘再勤（荣林娘）、王秀鸾等等。抗战时期，组织起来的妇女焕发出炽热的革命热情，在抗战中发挥了独特作用。她们以坚忍不拔的意志、毫不退缩的勇气，成为抗战的生力军。

战士救妇会

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伊始，便十分重视对妇女群众的政治动员和发动。1938年3月，晋察冀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阜平召开，大会通过了边区妇女救国联合会（妇救会）工作纲领和组织章程，明确规定妇救会以推动根据地妇运，组织与团结妇女参加抗战建国事业，争取最后胜利，促使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之实现并谋妇女解放为宗旨。之后，全边区各县、区、村各级妇救会陆续建立起来，自此有了统一的妇女抗日群众团体。

妇救会成员有的到前线为战士送饭送水，抬担架救伤员，有的在敌后为抗日军队准备军衣军鞋，运送粮食和各种军需物资。抗战初期，我军需要的被服、鞋袜，几乎完全由妇救会组织广大妇女来承做。据抗战时任盂县妇救会主任的韩建英等人回忆，当时由于战争环境，缺乏染料，不少军鞋都是用蓝布做鞋面。妇女们为表达自己的赤心和对抗日战士的勉励，在鞋上写上一些鼓励战士的话，比如“抗日光荣”“保卫家乡”“英勇杀敌”“抗战到底”等。妇女们都是夜以继日地赶制。白天没做完，晚上灯下再做。因为敌人封锁，常常没有灯点，就用松杖柴棒当灯使用，灯烟熏的眉黑眼黑，呛得流泪不止，但妇女们都毫无怨言。

配合自卫队、儿童团站岗放哨捉汉奸也是妇救会日常工作之一。她们坐在村口，一边做针线，一边放哨，其主要任务是盘查来往过路行人和进村的人，外地人必须持有路条才能通行，否则，就要把行人送往村里进行审讯。

同儿童团一样，妇救会的工作经常需要同鬼子、伪军、汉奸周旋，这都冒着生命危险。

1942年10月，部队撤离涞源县银坊村时，一个战士由于生病无法跟随大部队撤离，便交给村妇救会主任韩凤龄照料。半个月后，日军开始“扫荡”。韩凤龄和丈夫领着这个战士，躲到离银坊村5里远的泉子沟一个姓杨的家里，白天把战士送到崖壁缝里，每天送干粮和水，晚上深夜再接回来。

一天，韩凤龄把战士安顿好，刚回到家，鬼子就把她抓起来。鬼子见她留着短发，便问八路军伤员的下落。韩凤龄装聋作哑，问了几遍，她不言语。鬼子用枪托不分上下打她，把刺刀架在她脖子上。同村杨大娘上前给她求情，鬼子一枪托打在杨大娘的腰上，大娘倒在地上。鬼子折腾了将近1个小时，只好匆匆走了。鬼子“扫荡”完后，韩凤龄把战士接到家里，经过半个多月治疗和精心护理，等战士完全恢复健康后，才送他回部队。

甘愿征战血染衣

抗战中，还有许多妇救会成员直接走上战场。冀中区深泽县、安平县（中心县）妇救会主任刘毅就是冀中平原抗日游击战的亲历者和见证者。刘毅回忆，在冀中抗日根据地有两位不满20岁就牺牲的女党员。一位是藳无县（今藁城和无极县部分地区）四区妇救会主任李剑飞。

1941年2月的一天，李剑飞腰里掖着两枚手榴弹，到刘家庄召集群众大会。不料，由于汉奸告密，一百多个日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会场。紧急关头，李剑飞掩护群众先撤离，自己拿着两枚手榴弹断后。当敌人喊着要活捉她的时候，李剑飞拉响手榴弹投向敌人，最终因寡不敌众，牺牲在敌人的刺刀下，时年仅19岁。另一位是新乐县三区妇救会主任梁振英。1940年春，梁振英来到木刀沟一带村庄宣传动员群众，开展对敌斗争，把抗战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。在一次执行任务时，梁振英遇到日本鬼子的“扫荡”队，不幸被捕。敌人用尽酷刑，对她进行审讯，梁振英始终没有屈服，直至生命最后一息。